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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点推而论之，我国宪法适用的模式就既不可能是美国那样分散式的，也不能像奥地利那样集中式的，而只能是中国式的混合式，即把专门机关的适用与权力机关的适用结合起来。

（二）民事司法的谦抑性1.审慎适用不确定概念或概括条款相较于规则，不确定概念与概括条款不仅以其弹性与灵活性确保法律与时俱进，且还可发挥顾及个案正义、转介法律外标准等诸项功能，但同时，其所具有的高度抽象、不确定性也大幅提升了司法恣意的危险，不仅影响法的安定性，亦可能危及私人自治的践行。）但无可否认的是，它要求当事人首先去协商谈判，只有该行动无效果时才能诉诸法院，将裁判机关的介入作为后续的救济手段，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合意机制被置于优先于干预机制的地位。

个人自由的精义在于，当个人享有一个受到保护的自主空间，他人不得予以侵犯，并且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追求自己的目标，他就算获得了自由。消极的法律对于经济活动及营利行为，没有任何指导作用。因此，当自由被指涉时，无论论者是讴歌自由还是抨击自由，最首要者乃厘清该自由究竟何所指，泛泛地谈论自由并无意义。[14][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一、私人自治为个人自由与消极自由，而非集体自由与积极自由(一)私人自治为个人自由，而非集体自由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与集体自由(collective freedom)，是从主体的视角对自由所作的分类。

相关论述参见王立争:民法谦抑性的初步展开，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7期。由于消极自由的实质是免受直接或间接的有意的人为干涉。另一方面，分税制财政更应是人权保障和促进型财政。

因此，我国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全国人大的修宪程序，将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制度规范载入宪法，使分税制改革得到宪法的确认和保障。（２）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获得政府能力的前提。英国学者哈耶克认为，宪政意指有限政府，宪政的根本就在于用恒定的政制原则限制一切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行为进行监督，并在出现违反宪法、法律和授权决定的情况时撤销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恩格斯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二）分税制改革在价值层面缺乏民主基础难以真正承担起保障和促进人权的神圣使命分税制承载的宪政价值首要是民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分税制才能为保障和促进人权提供财政支持。

财政包干制引发的诸侯经济问题，不利于发挥中央对经济社会进行协调和平衡的权威作用，从而有损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２．预算法定原则是指国家的年度财政收支特别是财政支出必须由纳税人代表机关（议会、国会、人民代表大会等）所通过的预算予以明确规定，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预算作为依据，不能进行任何财政支出。事实正是如此，自分税制实行以来，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成比例几乎年年在变，而且这种比例的变动是通过中央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文件实现的，没有法律依据，随意性很大。在保证预算的刚性约束方面，《预算法》应规范预算调整的实体标准和法定程序，严格预算变动的形式和审批，强化预算的法律效力。

这些显然不利于政府财税权的规范和约束，不利于财税法治秩序的建立。当今我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多元性，多样化的利益诉求迥然各异。（三）分税制改革在实践运行层面缺乏制约机制难以做到财政权力的理性运行宪政国家在实践运行层面上主要体现为权力制约的治国原则和制度。总之，不少国家均将提供公共物品上的政府间的职能分工、税收分割、财政转移支付以及财政补助等事项纳入到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中。

总之，通过预算法定原则入宪与《预算法》的完善，将政府财政活动纳入法律的有效约束之下，确保政府财政行为的法治化。综上所述，１９９４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固然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制度效应，但改革后建立起来的分税体制并非已尽善尽美，特别是离财政立宪———让纳税人控制国家财政收支———的目标相去甚远。

⒇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在财政权力制约制度的建设方面离上述目标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说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分税制改革尚不失为一次成功改革的话，那么，从宪政维度来看，其先天不足及局限性便日益显露出来。

其主要表现有：一是各级人民政府向同级人大报送的预算草案笼统模糊，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专业知识的欠缺，人大代表无法确定预算安排是否合理，预算审批流于形式，变成只批不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目前大量的财税法规和规章又很少行使检查监督权，更遑论撤销权。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１．从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的权力制约来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的财政权行使不够，各级人大对同级人民政府财政权行使的监督也流于形式。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财政支出运行层面出现的上述种种问题，对我国财政支出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需要对《宪法》进行相应修改，通过《宪法》条文确认预算法定原则，以立宪的形式规范政府的财政支出。以财政立法中的税收立法为例，我国目前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涉税法律仅有三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其余的都是由国务院行使授权立法权制定的行政法规，大量税收方面的实施细则和办法更是由国务院的财税主管部门在具体行使权力。

在这一过程中，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从１９８４年的４０．５％下降为１９９３年的２２％。⒁ 其实，物质资料不仅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机器存在和运作的经济前提。

所谓民主财政（有时也称财政民主），就是政府依法按照民众意愿，通过民主程序，运用民主方式治理政府之财。另一方面，审议、通过财政预算法案是代议机关威慑政府的一种有力手段。

财政汲取能力在法律上就体现为财权，其核心即税收立法权。二是在《宪法》及组织法中，中央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事务并没有明显的区别，除了少数事务如外交、国防等专属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拥有的事权几乎是中央政府事权的翻版，存在着严重的职权同构。

地方政府成为具有自主权公务法人的基础是拥有确获保障的财政收入，而获得财政收入必须具备财政汲取能力。一方面财政预算可以通过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节制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从而截断政府滥用权力的物质来源。可以相信，一旦地方政府有了较为明晰的财政权力和财政责任，并在开始刚性化的硬约束之下，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独立公法人的主体地位便能慢慢建立起来。（ 23） 各级人民政府在行使职权时，越位、缺位的现象同时存在。

⑽其实，中西方学者对于宪政的理解有着某种内在的统一性，即他们都强调用宪法来规范国家权力，以实现充分的人权保障。《宪法》只是规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确立了中央与地方职权划分的主要原则，并没有对中央与地方分权进行具体而明确的规定。

首先，从理论上讲，分税制就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以税权为核心的财政权力，而财政权力的合理分工乃是宪政体制下权力制约的逻辑前提。总之，此次改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如果个人无力解决，其首先求助的对象应是基层社区和基层政府，然后才是上级政府，最后才求助于中央政府。地方事务优先原则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权力具有正当性。

（三）分税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１９９３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宪，但以往的财政包干体制已经成为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制度性障碍，主要表现为：（１）市场经济下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应有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然而过去不规范的财政分权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滋生了日益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而规定省以下各级人民政府的事权范围和财政支出责任、省以下各级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划分、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依据则是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关于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意见》这一部门性规章。适时调整共享税分配比例，确保中央税收收入占较大比例，并专设税收机关专事国税的征收。全国性公共服务事务，诸如全国的铁路、公路、航空、内河航运、海运和管道运输等。

如果能给纳税人带来价值的行为处在允许财政当局征税的范围之外，利维坦的嗜好就受到了限制。其具体表现为：一是《宪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化。

这种缺乏宪法和法律高度的分权改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宪政分权，具有不科学、非规范、难稳定的固有缺陷。但是，目前预算法律制度本身不完善，使得对政府权力约束弱化，进而造成人民财政支出决定权的虚化，某种程度上政府成了财政支出的决定者。

对此，中央政府也往往是鞭长莫及，缺乏有效的法律途径进行监督制约。从当时乃至后来的经济发展看，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化解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强了其宏观调控能力。